『主席』老人家曾经教导我们：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关于稀土这样的资源或者经济问题，我是诚实的，表示我并不懂这些，你不能期望一名普通情报军官能有如此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但是这并代表我可以回避这个问题，我必须在努力并谦逊地学习，因为国家现在需要我去了解、认知和判断，然后提出一点点建议或者意见，毕竟我们现在是站在了“蝴蝶”的肩膀上，他已经将未来时光的神秘面纱揭开了一角，让我们能一窥那属于神的领域的，如果有神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追上未来，抓住她的本质，把未来转变为现在就要开始决策并推进的战略。
当然，我们国家情报战线的传统就是收集海量的资料然后再进行认真细致地情报分析，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情报，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换句话说就是先天不足，智商来补，其实也是无法打入敌人内部拿到第一手真实资料，没有办法的办法。好在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
比方说去年11月的时候，我们新闻社驻苏修的记者里就有这么一位能人，他在官方公布的前一天就综合分析出了当时苏修最高领导人列日涅夫已经死亡，并向大使馆进行了报告，理由是发现列日涅夫并未给安哥拉总统签发独立日的祝贺信。因为此前列日涅夫给苏修的盟友们都签发了祝贺信，唯独不给安哥拉有违外交礼节。所以苏修的表现非是不愿，而是不能。
到了后面就更明显了，下午的时候，电视台原本播放的常规的电视节目及一个音乐会被一部列宁的纪录片所替代，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时间》中，主持人平日的正装也由丧服所代替，开车路过参谋部大楼和国防部大楼时，发现那里的几百扇窗户与平时不同，都亮着灯光，而且大楼附近还增加了卫兵和巡逻队。这样的话，以我们国家漫长的文明史以及和苏修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了解的经验来判断，已经是最昭然若揭的暗示了。
延迟播发死讯只不过是因为领导层中争夺谁来继任其领导权的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地而已，谁叫患有严重的中风缠绵病榻列日涅夫一直都没有交出统治权，没有安排好继承人和后事就这样死了，有史以来，搞秘不发丧的那一套，对国家统治都是大伤元气，没有任何好处的。
只不过判断列日涅夫什么时候死了只能算是见微知着，只是具有一定的情报价值，要是谁能预料出后面将会发生的事情，那才真的是让全世界的情报分析部门那叫一个世事难料啊，算是跌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吧。
列日涅夫去世之时，我们两国的关系还处于破裂状态，毕竟相互对骂了那么多年，连架都打过一次，作为最大假想敌连兵工厂都修到三线去了，我们国家的应对确实是必须要小心，采取的是最谨慎的措施和规格。
由于列日涅夫这个勋章收藏爱好者、喜欢亲吻别人的怪人，在其生前已经在塔什干讲话中表现出了对华缓和的迹象，所以我们最后是派出了外交部长作为“特使”参加了葬礼，结果出乎意料地受到了超规格的待遇，还在参加葬礼时与苏修后来的总书记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就在几天后，两国外长举行了正式会面，这是20多年来首次外长会面。
等于说，世界上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相互敌对了20多年后，通过了一个苏修前领导人的葬礼，两国关系之间的坚冰已经出现了缝隙，取得了重新开启了对话之门的成就，这事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开始对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发挥一定影响。
这话绕来绕去又绕回到“蝴蝶”的身上了，如果他能早一年，只要早几个月给我们写信，这一个目前已知的修复两个大国关系的机会，面对主张“恢复苏中人民传统友谊”的新领导人，我们又该如何抓住呢？能不能步子迈得更大一点，结果更好一点，尽快结束这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敌对关系呢？历史没有如果，未来需要人民继续创造。
想得有点远了，要么找到“蝴蝶”，要么至少拿到“蝴蝶”在信中提到的那一封信，不然中美苏三国的未来演变和格局仍然笼罩在未来的『迷』雾之中。虽然从已经掌握到的信中了解到了故事的结局，也能从中推研判断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过程，但因为其过于惊骇而必须有更多的旁证来佐证，至少我是不敢细想的。
一脑门子的国际大事是纯属我走了神的思想开小差，好在我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在旁边看着，当下要处理的工作还是稀土这个问题。
看着我手上的材料，我都能想象得到连续召开了三天的关于稀土问题跨部委工作调研会上，相关利益各方的唇枪舌剑和争权夺利，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大家都不是傻子，或者说能坐到那个位置上的领导们没有一个是傻子，中央首长突乎奇来的关注目光，大规模、高规格、全方位的调研活动，往往预示着这是国家层级政策改革的前兆，谁在此时此刻敢不为自己努力发声争取，谁就是本部门行业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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