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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一出口，张晓瑛忍不住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她实在是受金庸大师的《射雕英雄传》影响太深了，那是她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
没有大理国，那上哪找给蓉儿治病的一灯大师啊？找不到一灯大师，蓉儿没了，靖哥哥可怎么办？
她不自在地看了一眼卫靖——
好吧，坐自己旁边的这位也是靖哥哥。
关键是人家大理国也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都城就是现代的大理，那也是张晓瑛最喜欢的城市之一，而且大理国的疆域一度包括现代的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
卫靖和萧元锦都惊讶地看着她。
“南诏国又叫大理国吗？”萧元锦好奇地问道。
“是吗？”张晓瑛转头去问卫靖。
卫靖已经反应过来了，定是那魔镜中南诏国成了大理国，张小娘子问自己是在掩饰她方才不小心问出来的话。
“许是南诏国边上有旁的国家叫大理国，我可去信问问我二哥。”
卫靖说道。
“如今是你二哥在那边驻防吗？”张晓瑛问。
“正是。”卫靖答道。
那就难怪卫靖关心这个问题了，疟疾曾经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有流行，但是云贵两广台湾海南一带流行的大多数都是致死率极高的恶性虐。
而“障疠”也是特指恶性疟，历史上的云南，更是集中了人们对“障疠”的恐怖想象，在没有有效药物的时代，疟疾对云南的伤害之深，可以从近代两次大的事件中得以管窥。
1904年滇越铁路云南段修筑期间，在红河州南部的南溪河谷，由于疟疾肆虐，第一年便夺走了近5000名劳工的生命，而十几年后普洱茶重镇思茅（现普洱）在民国前期的衰落，更是清晰地展现了恶性疟的恐怖程度。
思茅坝区，就是现代的普洱市思茅区，属于普洱市的城区部分。
历史上，思茅坝区享有“金腾冲、银思茅”的盛誉，因商业发达，这里曾是滇南的贸易中心，普洱道尹府也曾驻节于此，1919年之前的最盛时期，城区拥有22条街道之多。
从雍正七年（1729年）到同治二年（1863年）的100多年间，因普洱茶贸易的兴起，思茅迎来了史上第一次大繁荣时期，当时的思茅坝子常住人口近10万。
城内有茶号20余家、银铺40多家，赶着上百匹马的藏人马队每年都会数次浩浩荡荡出现在城里，结伴前来购买茶叶。
到了光绪年间，持续的繁荣之下，思茅城被辟为商埠，甚至引来了外国人。
这里设有法租界，思茅海关的关长由英国、法国、丹麦、日本、俄国和比利时等国派人轮流担任，当时的思茅海关直属北京的海关总署。
繁盛时期，思茅坝区商贾云集，思茅人以几句简要的描述记录着当时的繁华场面：“街上每天要宰五条牛、五十口猪”，“做生意要在人头上递钱”。
而从1919年开始，思茅遭遇了昏暗的疟疾大流行时期。
疟疾流行初期，“每户可免死，但不免病；继而每户可免死绝，但不免有死亡”，疫情后来越发凶猛，全家、全寨，整条街死绝的惨相都有发生。
据《思茅县志》记载，当时的政府官员赵仁山调查，高家寨、唐家寨共200多户人家，死得只剩下高小生一个人，民国30年（1941年）夏秋时节，田中稻谷成熟无人收割，只得由驻军代收；军民染疾而死者不在少数，死后无人掩埋，尸体随意丢弃，街坊门联全是白字。
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思茅城区街巷荒芜，郊区80多个村子中，有70多个渺无人烟，成了当时世界闻名的超高度疟疾区。
疫病流行，人口剧减，遍地荒草，虎狼出没。
疟疾高发时期，思茅成了人人恐惧的地方，至1950年该城解放时，思茅全城人口不到千人，且多瘦弱，面带病容。
而当年军队于1950年春入滇，有的部队疟疾发病率高达百分之百，整个班、排全都病倒，官兵中出现了恐疟的情绪，疟疾成为当时完成各项任务的主要阻碍。
云南与疟疾有关的历史记忆，在流传的民谣中便可看出，比如，“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要到耿马走，先把棺材买到手；要到思茅坝，先把老婆嫁”，等等。
在卫靖短短的一句话里，张晓瑛也能听出来，在如今的大乾，云贵一带的恶性疟造成的伤亡也极其惨烈。
“这治疟疠的药倒也是有的，就是取用麻烦，拿黄花蒿的叶子绞汁生饮，但疗效也不是很好，须提纯出青蒿制成的药物才会有好的疗效。”
张晓瑛答道，她回想起自己了解到的思茅曾经的惨状，心情也十分沉重。
目前来看，疟疾影响的是卫靖和他二哥所领的大乾军队，但是长远来看，必定会影响到哥哥实现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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